1994年，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Foreign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探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文章，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MythofAsia`sMiracle）。 该文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并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据此，克鲁格曼进一步指出，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东亚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由于三年后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很多人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批判预见了日后的危机。

现在中国可能也面临相似的问题。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在呼吁关注高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基本理由在于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已经太高，而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也批评了东亚国家增量资本-产出率过高的问题。

目前，在经济刺激计划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明确的反弹趋势，但我们的投资率也在本已很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升高，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到底会造成何种影响？为此，本报近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研究员，请他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最困难的问题“未解决”

《21世纪》：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些数据。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8.9%，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中国经济的反弹趋势日益明显，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今年“保八”已不成问题，您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怎么看？

余永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肯定之前政策的效果，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让经济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难以预料的。在去年经济下滑最猛烈的时候，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保持8% 的增长率根本不成问题。理由非常简单，除政府的执政能力等因素外，就是中国的财政状况较好，其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只有18%左右，这使得中国政府 有能力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抵消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

实际上，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准备了相关预案。当时 政策的侧重点还是反通胀，但中央为了防止形势发生变化就留了一手，制订了经济刺激预案，所以后来推出财政刺激方案并非临时抱佛脚。我相信大多数中国经济学 家对“保八”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倒是很多外国学者和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足，这也导致后来他们不得不多次 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这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情况还不够了解。

《21世纪》：听您的口气，似乎您觉得经济的迅速反弹对中国来说并非最困难的事情，那什么是最困难的事情呢？

余永定：最困难的还是温家宝总理过去说的那句话，即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现在并未解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近一年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是此前数年的紧缩政策造成的，允许人民币升值的政策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政策对中国经济起到了 一种自我毁灭的效果。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尽管在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存在缺点和问题，但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 币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就是要抑制经济过热。2008年9月金融危机进入高潮后，中国经济突然出现了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把这种现象归因于 此前的紧缩政策是不对的。

假如真要说这种紧缩政策有什么问题，那我觉得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紧缩得不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 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投资驱动。投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率不断上升。中国的投资率在2001年是25%左右，后来增长到超过43%。投资与 消费不同：消费仅仅代表当期需求；投资则不仅代表当期需求，而且代表未来供给。如果投资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就很容易在短期造成经济过热，在 长期造成产能过剩。比如修建一个钢厂在短期内会增加对钢铁的需求，但长期来看，这增大了钢铁的供应能力。现在是经济过热，以后就会是产能过剩。你可以通过 建设更多的钢厂来吸收新增加的钢铁产能，但新建设的钢厂必然会在未来带来更大的产能。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产能过剩迟早是会出现的。从这点上说，我们 在一开始抑制经济过热，就是为了抑制后来的产能过剩，所以当初的紧缩政策，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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